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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学理论书写下的“问题意识”与“杂草论”

时间:2019-06-27 来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何玉国 本文字数:8103字

  摘    要: “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 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早期文学理论书写者坚持了此问题导向, 虽然此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区分, 但他们却共同实践了“文学杂草论”的学术研究路径, 为今日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借鉴;借此反思早期经验, “历时性”的“标准”和“共时性”的“尺度”, 抑或能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可能性尝试。

  关键词: “杂草论”; 文学理论; 历时性; 共时性;

  中国文学研究历经百年发展, 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也存有不少迄今依然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 那就是“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这一对问题。

  20世纪末,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学界对此问题曾经一度有极高的兴致, 出版了诸如《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陶东风2004) 、《文学理论基础导引》 (余虹2004) 、《文学本体论引论》 (苏宏斌2006) 、《文学理论本体研究》 (金永兵2007) 、《文学理论基础》 (南帆2008)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 (董学文、金永兵2008) 、《文学本体论新论》 (张瑜2010) 等“问题意识”突出、“理论意识”浓厚、“哲理思辨”缜密的研究着作, 达十余种1, 这其中对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或者潜藏于“基本问题”背后的有关于“文学本质论”的研究和阐释, 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内容和方向, 但驳斥、回避甚至于否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或者“文学本质论”的价值或意义的声音也一直存在着, 且迄今并未偃旗息鼓。

  回到问题和学科的原初, 从学科逻辑发展的角度, 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我们会发现:“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这一对问题实乃文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 早期文学理论 (概论) 的开创者们, 大多数都选择以此问题作为文学理论 (概论) 书写的开始, 虽然囿于能力或时代认识的局限等原因, 他们都未能解决两者之间的异同及其区别, 但他们提供的另外一个研究思路——“杂草论”的逻辑思路, 却为我们今天继续研究这一“对问题”的学理路径, 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什么是文学”VS“文学是什么”

  什么是文学?文学是什么?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2。但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文学”一词。仅就一个“词”而言, 我们一般说一个 “词”得有外延 (denotation) 和内涵 (connotation) 组成, 外延是这个“词”所指的事物, 或者所指事物的集合, 而内涵是指“什么”, 是指从这个“词”所指的事物, 或者所指的集合事物中推导出来的这些事物的品质、属性、分类, 或所隐含的东西[1]251。

早期文学理论书写下的“问题意识”与“杂草论”

  按此逻辑, 那么“什么是文学”就是“文学”这个“词”的内涵, 而“文学是什么”则就是指称“文学”这个“词”的外延。因此, “什么是文学”侧重于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而“文学是什么”实际上是要回答“包括哪些”“怎么样”“为什么”的问题。这是其一。

  其二, 一般说来, 一个学科应该有专门或者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 这对于深信极端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来说, 也是一个不正确或不科学的说法, 但大多数人是承认它——一个学科应该有专门或者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的真理性的。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直观示意图 (图A与图B) :


  图A, 可以用来说明“什么是文学”。大意而言:在人类所有的研究对象或世间的万事万物中间, 我们要找出一类、一堆、一束……东西, ——由于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学”, 我们无法给予一个合适的“量词”来形容和说明它, 在此对于未知的东西的形容和说明, 人类才感受到了道家老子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而现在我们用“一篇文学作品”来毫无顾虑或自然而然的形容和表达, 其实是犯了“主观逻辑”的错误, 因为我们对于“未知的东西”, 如何知道用“篇”这个字或词来形容和表达呢?总之, 我们要在用“椭圆”代表的人类所有的研究对象或世间万事万物中, 划分出来或找出来一部分, 我们可以称它或它们为“文学”?——这里“菱形”只是代表一部分, 而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事先知道了有类似于“菱形”东西, 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

  图B, 可以用来说明“文学是什么”。大意而言:在人类所有的研究对象或世间的万事万物中间,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类似于“矩形”的东西可以称之为“文学”, 或者说我们已经“划分出来或找出来了一部分”东西, 它们可以称之为“文学”, 而现在我们是要研究, 在以“椭圆”代表的人类所有的研究对象或世间万事万物中, 继续研究它究竟“是什么”?——这里“矩形”代表了我们事先已经知道有类似于“矩形”的东西, 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 而现在我们只是为了确定它的某一部分性质, 比如它的边长、面积等。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理论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必然存在, 使得现代学者主张, 应该将文学理论的“对问题”——“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划分给不同的文学学科的不同专业, 前者给予“文学理论”研究, 后者归属“文学史”研究, 并认为以往的文学研究 (偏于理论) 和文学史研究 (偏于史料) 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 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 因此, 我们应该“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 “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 而文学史研究者应该多作一些“认真的考证”[2]。作者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分理”是否“适当”权且不表, 但至少说明了“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这一有关文学研究的“对问题”, 理所应当是分属两种不同的逻辑范型。

  所以, 在讲究理论逻辑性的西方文学研究史上, 对于“文学”的研究, 一直是围绕着“什么是文学”来展开的, 采用的是“共相”或“本质主义”的研究范式[1]252, 而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 对于“文学”的研究, 虽然也具有强烈的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 也试图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一“共相”问题, 但由于直接、正面的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 也必然会遭遇“文学共性”或“文学本质”的质询和难题, 中国文学研究者都集体无意识般地便宜行事, 将其转化成了“文学不是什么”的“否定性回答”。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放置于早期文学理论 (概论) 的开创者们那里, 这一点就显现得日益明显和突出。

  二、早期文学理论书写下的“问题意识”与“杂草论”

  1.早期文学理论书写下的“问题意识”概观

  最早开始对“文学理论” (概论) 或有关于“文学”的“理论”作专门研究的, 应该属于身为桐城派嫡传的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 该书最早刊布于1914年京华印书局, 该书第一卷, 包括“起源、根本、范围、纲领、门类、功效”等内容。其中在“范围”一节中, 作者对“文学家”和“其他从业者”进行了区分, 认为文学家“一异于性理家;二异于考据家;三异于政治家;四异于小说家”。“前三者可以看成是从以往的桐城派立场向后退缩, 因为桐城派历主‘义理考据词章’并重, 而姚永朴则将‘义理考据’划出去作为专门学科, 文学家只谈词章, 这大概是现代学科意识在书中最明显的体现”[3]14。进而姚氏从中国古籍中追溯文学的含义, 为“文学”作了一个“划分 (区分) ”:认为有广义文学和狭义文学的区别, 前者指“先儒谓凡言语、威仪、事业之着于外者皆是”, 后者指“集部遂专为历代文章之总汇”[4]15-16, 但他没有“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和规定”, “学科的划分使他对于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文学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 但也仅此而已”。

  不过, 这种“划分”也具有重要意义。从逻辑置换的角度而言, 如果“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的问题难以回答, 或莫衷一是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回答“文学不是什么”和“什么不是文学”的问题, 比如“文学不是烧饼”“石头不是文学”等, 进而逻辑认为除去“不是什么的”和“什么不是的”, 就剩下了“是什么”和“什么是”的答案。不过这仅仅只是一种逻辑置换上的便宜操作, 两者之间实际上相差万里。但早期的文学理论书写和开创者们, 却沿袭了这一便宜操作。

  姚永朴之后, 刘永济于1922年写就《文学概论》一书, 全书共分六章, 首章是“何谓文学” (即“文学是什么”) , 次章是“文学之分类”。但实际上作者也并未回答或者给“文学”下一个定义或概念, 相反却在“什么不是文学”或者“文学与X” (诸如哲学、伦理、艺术……) 的异同和区别上下足了功夫[5]69。而这种“文学与X” (诸如哲学、伦理、艺术……) 的异同和区别的研究, 诚然可以“帮助人们抓住诸种文学理论试图阐述的核心论题。它们还可以帮助人们对各种文学理论和各种批评实践进行比较”[6]14, 但其只不过是我们“攻城略地”的策略罢了, 至于能不能“攻下其城”“略夺了地”实在大为可疑。但其“方法论意义”和“学术示范价值”却影响深远。

  出版于1925年的被学界称为“我国现代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教科书”[7]的马宗霍先生的《文学概论》也是如此。第一篇“绪论”第一章“文学之界说”, 洋洋洒洒, 下笔千言, 分“文之广义”“文之狭义”“文之本义”“文之范围”“西之论文”五大节的内容, 但实际上也等于是对“文学”进行了“划分 (区分) ”:先将文学分为“广义之文”“狭义之文”, 认为“凡宇宙之间, 万物有条理而弗紊者莫非文”, 此乃“广义之文”;而“命其形质而为言者, 状其华美而为言者”, 即“狭义之文”;而“文之本义”, 即“文者, 包罗一切着于竹帛者而为言”[8]1-4。

  潘梓年的《文学概论》 (1925) , 虽然已有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定义”:“‘文学是用文字的形式, 表现生命中的纯感情, 使人生得到一种常常平衡的跳跃’。我们还可以补足一句, 说‘文学的内容要充实, 真确, 自然;文学的形式要精密、熨贴、自在’。总之, 文学以愈接近于音乐的境界——即内容与形式愈能吻合、合一, 为极致。”[9]12此定义突出“情感”, 注重“形式”, 确实透露出了现代的消息, 但从作者的表述来看, 其定义似乎并非自出机杼, 相反对于“文学要素”诸如内容上的“充实、真确、自然”和形式上的“精密、熨帖、自在”倒显得如数家珍。但总体其偏重依然在“文学”进行了“分类、划分、区分”工作, 以及“文学与X” (诸如哲学、伦理、艺术……) 的异同比较方面。

  在20世纪20年代比较着名的文学理论 (概论) 还有沈天葆的《文学概论》 (1926) (梁溪图书馆出版) 、顾凤城的《新兴文学概论》 (1930) (上海光华书局印行) 、马仲殊的《文学概论》 (1930) (上海现代书局) 等。

  “探讨和追问什么是文学, 给文学下定义, 是当时文学概论着作首先必做的功课”[10]102, 通过上面的举例分析,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但囿于社会时代、个人知识结构等诸多问题的限制, 早期文学理论 (概论) 书写者们都比较一致性地选择了“文学不是什么”和“什么不是文学”的逻辑思路和对“文学”进行了“分类、划分、区分”工作, 以及“文学与X” (诸如哲学、伦理、艺术……) 的异同比较方面的具体操作。“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替, 是以‘纯文学观念’的自觉意识为前提的。‘什么是文学’的看法, 古今中外的种种说法, 在20世纪20年代碰撞到一起, 逐渐蜕变为以用语言、情感和想象为主要元素的纯文学观念, 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及其规律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10]104。20世纪30年代以后, “什么是文学”的问题, 已经不再引起时人的关注, 他们仅仅是专注于狭义的文学, 也即“诉之于情绪而能起美感的作品”, 亦即所谓的“纯文学”[11]6。

  2.早期文学理论书写下的“对问题”研究思路与“杂草论”

  重新反思早期文学理论 (概论) 书写下的“对问题”研究思路, 我们不难发现:早期的研究者们, 虽然将“问题意识”聚焦于“什么是文学”和“文学是什么”的文学理论基本“对问题”, 但却集体无意识般地滑向了对“文学不是什么”和“什么不是文学”的逻辑思考, 对“文学”进行了“分类、划分、区分”工作, 以及“文学与X” (诸如哲学、伦理、艺术……) 的异同比较方面的具体书写操作。

  “什么是文学”的问题, 被“是什么让我们 (或者其他社会) 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这个问题取而代之。尽管在别的范畴里这样的做法也是有的, 指出的不是具体的特性, 而只说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它不断变化的标准。举“什么是杂草?”这个问题为例, 有没有什么要素能够表明“杂草状态”呢?也就是杂草所共有的那些特征, 那些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可以把杂草和非杂草区别开的东西。……文学也许就像杂草一样。[12]23

  这就是西方有名的“文学杂草论”。对比中国早期文学理论 (概论) 的书写者和开创者们, 他们也是如此, 试图在“代表人类所有的研究对象或世间万事万物”中摒除掉“不是/非”“文学”的“杂草”, 进而推出属于“什么是文学”和“文学是什么”的研究对象。这是20世纪20至30年代一大批文学理论 (概论) 研究者的“集体无意识”。

  无独有偶, 同一时期的“文学史”的书写者, 也延续了这一思路:

  1918年,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一编“绪论”第一章“文学之定义”, 列举《论语》《易经》《文心雕龙》等对于“文”的定义, 和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对于“文学”的定义加以说明, 并得出两个有关文学的定义:一个“中国的”定义——“文学之所以重者, 在于善道人之志, 通人之情, 可以观, 可以兴, 可以群, 可以怨,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虽天地万物礼乐刑政, 无不寓于其中, 而终以属辞比事为体, 声律美之在外者也, 道德美之在内者也, 内外之美, 斯其至乎!”[13]3;一个“外国的”定义——“文学之别有二, 一属于知, 一属于情。属于知者其职在教, 属于情者其职在感”, 所以在西方“文学有二义焉: (甲) 兼包字义, 统文书之属……凡可写录, 号称书籍, 皆此类也, 是谓广义。但有成书, 靡不为文学矣。 (乙) 专为述作之殊名, 惟宗主情感, 以娱志为归者, 乃足以当之……此于文学, 谓之狭义。如诗歌、历史、传记、小说、评论等是也”[13]4。但谢无量对“文学”并没有自我定义, 其重心也放在了后续章节对于“文学”进行“分类、划分、区分”工作上。

  同样, 1923年凌独见《新着国语文学史》第一编“通论”第一章“文学的定义”, 1924年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第一章“绪论”第一节“文学之界说与分类”, 1925年谭正壁《中国文学史大纲》第一章“绪论”之“论文学”, 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文学之义界”包括“文之本义及歧义”“历代文学之义界”“近世文学之义界”等, 几乎同一时期的诸多的文学史家也存在着同样的“便宜操作”模式。

  三、早期“经验”省思和“对问题”研究可能性路径

  重新反思早期文学理论 (概论) 书写者的研究经验和教训, 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类知识结构的大幅度提升, 我们会发现继续沿袭“杂草论”的研究范式, 是永远得不到“什么是文学”和“文学是什么”的答案的, 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

  所有帮助在花园里锄过草的人, 都知道区分杂草和非杂草有多么困难, 而且也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诀窍。会有什么诀窍呢?你怎样识别一棵杂草呢?嗨, 其实这诀窍就是没有诀窍。杂草就是花园的主人不希望长在自己园里的植物。假如你对杂草感到好奇, 力图找到‘杂草的状态’的本质, 于是就去探讨它们的植物特征, 去寻找形式上或实际上明显的、使植物成为杂草的特点, 那你可就白费力气了。[12]23

  当然, 我们也可能遭遇“理想中的现实”:理想中认为摒除了所有的 “不是/非”“文学”的“杂草”, 剩余的便是“文学”的“良苗”, 但现实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摒除所有的“不是/非”。

  所以, 早期文学理论 (概论) 书写者的研究“范式”可能是不足取的。但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学人们, 却从未驳斥和否定“什么是文学”和“文学是什么”作为“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之“真问题”的存在, 虽然也不乏有很多学者因“知难而退”而选择对此的“回避”, 比如1927年的郁达夫, 在其《文学概说》第三章“文学的定义”中开篇就否定了文学定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天下的事, 比下定义更难得, 恐怕不多;天下的事, 比下定义更愚的, 恐怕也是很少, 尤其是文学两字的定义”[14]74。但其依然在该章列举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定义, 并在其他章节按照“文学与X” (诸如哲学、伦理、艺术……) 的方式进行了“异同比较”和“区分、划分与别类”的书写研究。

  再如写于1930年的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第一讲“引言”中就直接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文学定义”:“在中国文论诗说里便找不出一条明白合理的文学界说”[15]1, 笔锋一转, 将重点放在了“文学的特质、文学的起源、文学的风格”等问题上, 其实际上是在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写于1933年的赵景深的《文学概论讲话》, 开篇第一讲以“文学是变化发展”为由直接否定了“文学定义”的可能性, 然后指出“最方便的办法, 大约是与‘文学的要素’连在一起讲。有了几种必要的要素或条件, 自然定义也有就有了”[16]3。并化用托尔斯泰的话, 来给“文学定义”:“文学是为了要写点什么, 因为把作者自己的想象通过用感情, 用艺术方法写成的文字”[16]8。其结果就是文学的核心五要素:文字、思想、情感、想象和艺术。

  正如老舍所言, 要研究学问, 研究对象是要明确的, 之于文学, “文学是什么”“什么是文学”, “这是文学理论中最困难的两个问题, 不试着解决这个, 而凭个人的主张来评定诗人与诗艺的等次, 是种很危险的把戏”[15]22。甚至到了后现代的今天,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也指出, “假设有文学理论这样一种东西的话, 那么, 显而易见, 就存在着它所研究的对象, 即某种称为文学的东西, 因此, 我们首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17]1。那么, 现有学界那些否定“文学基本理论问题”, 甚至于将研究“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的问题, 都一概否定“学术意义”, 并认为皆带有“某种虚幻性”和“僵化与滞后”[18]的弊端的学人, 恐怕亟须调整的就是其“学术胸襟”[19]了。

  显而易见, “什么是文学”和“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是不容置疑的, 早期的文学理论 (概论) 书写者和研究者们, 基于对“文学”作为“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的认识困境, 偏于或执着于“它不是什么”或者“它像什么”的表达和认识, 而不说“它是什么”,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 “这是由于, 一旦可以说‘它是什么’时, ‘它’就不再是‘在’ (sein) , 而是‘在者’ (seiende) 了。某种不可说‘它是什么’的东西构成了‘它是什么’这种表述成立的基础。当然, 这并不是说‘在’是世界的基础。形而上学为知识立基础, 为世界立根, 而海德格尔的‘在’是追问为什么这种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问题”[20]。

  不过, 这种早期“经验”的不足, 正如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者, 在面对“什么是文学”“或文学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时, 一般采用的战术策略是自动滑向“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或者“文学有什么功用和价值”的回答一样, 是某一个时代笼罩之下群体学人的“集体无意识”。不过, 即使如此, 我们也无法否定或忘却“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存在, 或许按照“历时性”的“标准”和“共时性”的“尺度”3——用“历时性”的“标准”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而用“共时性”的“尺度”回答“什么是文学”, 或许可以对“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问题作出一个尝试性回答。当然, 或许这一“对问题”人类永远也无法解决, 正如康德所言“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一门类中有如下的特殊的命运:它为种种问题所烦扰, 却无法摆脱这些问题, 因为它们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它提出的, 但它也无法回答它们, 因为它们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21]3, 但我们永远无法做到“掩耳盗铃”, 彻底否定其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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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注释

  1这里尚且不包括并非专门讨论此问题的着作, 比如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李龙的《“文学性”问题研究:以语言学转向为参照》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邢建昌的《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反思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等, 但对于该问题也有涉及。
  2如果用英语来表示, 前一个问题可以表达为:What is literature?What is that is called literature?后一个问题可以表达为:What is consisted literature?What is consist of literature?What is made up (of) literature?以上英文句式粗略可以显示出两个问题的简单区别, 但这里面都有一个“文学”, 可能会造成我们无法很好地区分和理解。
  3 这是本人正在撰写的另一篇论文《“历时性”的“标准”和“共时性”的“尺度”——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尝试性回答》。

    何玉国.“杂草论”与早期文学理论书写[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9,35(07):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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