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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特点及实现路径

时间:2019-09-07 来源: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程紫琪 本文字数:8721字

  摘    要: 党的十九大以来, 学者们深入研究“美好生活”论断并取得丰富成果。目前学界对“美好生活”的阐述主要集中在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内涵、特点与措施方面。当前, 相关研究中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晰、研究视野相对狭窄和定量研究相对较少的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 需要进一步厘清“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 拓宽视野, 科学量化“美好生活”的基本标准, 深入探索“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 推动该命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化与拓展。

  关键词: 十九大; 美好生活; 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 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党的十九大在科学判断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 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当前, 全面梳理十九大以来理论界对“美好生活”的研究现状, 对于推动这一理论命题的深化与拓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美好生活”提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当前, 学者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思想、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四个方面为“美好生活”提供理论基础;主要从消费经济、改革开放成就和社会基本矛盾三方面阐释“美好生活”提出的现实依据。

  (一) 理论基础

  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体现。沈湘平和刘志洪指出“美好生活”在不同学派表述不同, “大同”是儒家的表述, 小国寡民是道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许雯认为,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出“克己复礼”、“兼爱非攻”的思想主张和“仁”、“义”、“理”、“智”、“信”等道德属性, 试图建立具有跨越性的“美好生活”[3]。

  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美好生活”有契合处。李喜英认为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批判资本主义贫富差距过大, 提出的“富裕生活”与“美好生活”有契合之处。[4]武素云、胡立法认为古希腊哲学家的幸福观有“美好生活”的雏形, 理想国、乌托邦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幸福观与“美好生活”具有内在契合性[5]。左伟尘认为, “美好生活”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皆向往没有剥削的社会[6]。

  有学者采用伦理学的视野, 认为“美好生活”是符合伦理的生活。周中之认为“美好生活”内含“善”的追求, 体现发展和共享的分配伦理[7]。宋芳明认为, “美好生活”受到改革伦理规范, 富有人文关怀, 彰显社会主义国家的伦理目标[8]。寇东亮认为, “美好生活”的提出是生活“真”、“善”、“美”的统一, 内在蕴含“自由”逻辑。[9]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蕴含“美好生活”的思想。武潇斐立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指出马克思理解“美好生活”是“生产生活”、“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是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10]。李铭、汤书昆认为, 马克思的生活哲学揭示“美好生活”的合理性, 并在源头上奠定其现实性。中国式“美好生活”的构建是运用马克思生活哲学解决当前生活方式的失范。[11]

  (二) 现实依据

  有学者从消费经济视野入手, 认为消费需求变化是“美好生活”的提出背景。毛中根认为“美好生活”的提出表明中国消费层次进入中高端, 出现新的消费内涵、理念、方式;消费差距缩小, 空间合理, 自信提高, 动力转换[12]。朱雨可、赵佳、邹红认为, “美好生活”中的消费需要体现个体消费意愿的变化, 是国家、社会层面关于消费水平、消费品质和消费满意度的发展构想[13]。

“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特点及实现路径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是“美好生活”提出的背景。于忠玄认为, “美好生活”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和党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是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入认识。[14]

  有学者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分析“美好生活”的提出。时伟和刘焕明认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带来人们不断发展的需要。“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生产实践劳动为中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中产生, 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15]

  二、关于“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

  学界之前关于“美好生活”内涵的论述主要从教育哲学角度出发, 将“美好生活”内涵定义为“自然好”、“自然正确”[16]的生活和“善”的、“自由”[17]的生活, 将“美好生活”作为学校的教育目标和价值追求。当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 学者们对新时代“美好生活”内涵的理解主要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心理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归纳与分析。

  (一)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进入新时代,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 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学者们进一步凝练, 将其细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层面。

  在经济层面上, “美好生活”是物质、文化生活的量和质得到充分保证的生活, 是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18] (P83-92) 在政治层面上, “美好生活”是实现公平正义, 满足参政需要, 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政治生活。[19]在文化层面上, “美好生活”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弘扬革命文化的理想信念和坚定先进的时代新精神文化的实现。[20]在社会层面上, “美好生活”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是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21]在生态层面上, “美好生活”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长期保障, 以生态保护为基础, 以绿色的生活理念为必然要求的绿色生活。[22]

  (二) 心理需要维度

  有学者从心理学维度出发, 探讨“美好生活”的心理需要。张卫伟、王建新认为, “美好生活”是人民在价值感知和情感体验上对“当下”物质生活水平及生存境况自觉形成的“美好”评价。[23]何星亮认为, “美好生活”是物质性需要、社会性需要以及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心理学需要的综合。[24]胡江霞认为, “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心理平衡感”, 包括人民物质精神和生活品质的要求和人的“心理期待”、“心理安全”、“心理信任”的平衡的满足。[25]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维度

  立足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 张三元认为“美好生活”是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生活方式, 体现人的发展方向[26];陈新夏认为“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人的发展目标契合, 是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需要的满足[27];陈学明、毛勒堂认为“美好生活”是人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的集合, 是人的理性的内在渴望和自由本性的体现, 其核心是劳动的幸福。[28]

  以马克思生命观为研究视域, 张懿认为, “美好生活”是立足物质生活, 理论概念与实践方式的统一, 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统一[29];沈湘平、刘志洪认为, “美好生活”与幸福内在的一致, 皆指向人们肯定、愉悦和优质的生活, 是一种良性且理想的生活方式。[22] (P125-132)

  蒋谨慎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 认为“美好生活”是以生产劳动为主要源泉, 以公平分配与共享为重要指标的生态良好的生活。[30]沈斐总结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认为“美好生活”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背景下全面小康与自由个性、共同理想与远大理想、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统一。[31]

  三、关于“美好生活”的特点

  学者们主要从“美好生活”的思想演变与内涵入手, 认为其具有人民性、发展性、客观性、多样性等特点。

  (一) 人民性

  有学者认为人民性是“美好生活”的基本特点。张三元认为人民性核心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好生活”集中展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具有鲜明的人民性。[18] (P83-92) 洪大用认为, “美好生活”是人本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美好生活”既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 又强调是对社会进步起积极作用的劳动群众的“美好生活”;既体现为收入、教育、环境等客观生活条件, 也体现为人民主观的对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的评价与建构。[32]

  (二) 发展性

  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是动态的目标, 具有发展性。陈国平、韩振峰认为, “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生产发展不断实现, 并依据个体化的需要不断提出新向往。[33]魏传光进一步梳理“美好生活”的发展脉络, 认为在全面改革开放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富裕生活, 在深化改革开放阶段是高质量生活,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阶段是“人的全面发展”。[34]张全胜认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仅限于当下的期待, 也包括未来和后代的期待, “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实现是可持续发展的过程。[35]

  (三) 客观性

  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具有客观性的特点。张三元提出, “美好生活”蕴含实在的行动和人们在现实中实在的感受, 其实现具有客观的现实基础。[18] (P83-92) 洪大用认为, “美好生活”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个人的发展客观地受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影响, 以他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条件。[32]

  (四) 多样性

  陈国平、韩振峰认为人的需求个性化趋势, 带来“美好生活”中个人的差异性[41]。洪大用认为, “美好生活”在每个发展阶段有共同的基本物质保障, 但由于个人和群体的多样性, “美好生活”的实践形态丰富多彩。[32]

  四、关于“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

  学者们主要以“美好生活”的内涵为抓手, 从社会宏观层面和具体路径层面展开论述。

  (一) 社会宏观层面

  有学者提出通过法治和制度建设实现“美好生活”。桑玉成认为, 制度建设要跟上“美好生活”的要求, 要处理好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政党体制与宪法体制、借鉴吸收与尊重国情、长治久安与改革风险和制度建构与成熟之间的关系。[36]王利明认为, 人格权的保护对“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保障价值, 因此要加强人格权建设。[37]

  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的实现要走中国道路。谢加书提出, 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走中国道路, 在生产方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制度方面坚持全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思想方面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在社会方面以人民群众的日常感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38]冯大彪认为, 中国特色化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和正确之路, 要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相结合,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39]

  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的实现要做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翟绍果、谌基东认为, “美好生活”的实现要遵循“共生—共识—共建—共治—共享”的逻辑链条, 通过产业创新、共同治理、保障民生、繁荣文化、保护生态实现“美好生活”。[40]

  (二) 具体路径

  有学者提出通过文化发展实现“美好生活”。连辑指出, 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应当推动“文化+”, 实行文化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新文化技术。向勇指出, 要发挥文化对建设“美好生活”的积极作用, 依靠传统、时代和未来的力量呼应时代和人民的召唤。[41]王习胜认为, 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关怀资源和革命文化的理想信念资源, 不断丰富和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满足人民层次多样的文化需要的同时, 让人民充分感悟现代中国生活之美好的目的和任务。[20] (P90-94)

  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的实现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张敏、赵娟认为社会主义矛盾变化决定“美好生活”实现需要良好的社会治理, 要形成新型公共服务体系, 提供公共价值产品;要构建协商型和法治型的政府, 保证公共价值管理的真实性。[42]李北东根据“美好生活”实现的制约因素提出,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协调平衡的发展理念,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式。[43]

  有学者认为, “美好生活”的实现要以公民为中心。虞程盛认为要推动共同富裕;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 维护社会国家安全;提升公民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44]曾琰认为, “美好生活”的构建要规范个性的需求, 要加强社会正义建设, 保障需要结构转型, 破解资本逻辑批判下的需要异化。[45]刘须宽指出, 实现“美好生活”要协调统一人民生活的基本量, 注重公民的人格、国格和尊严这些“质”的需要, 增加人们的空闲时间。在文艺创作方面关注人民大众的需要, 引导人们品味的提升。在实践中立足当代的国情, 既增量提质, 又懂规守界。[46]

  五、关于“美好生活”相关研究的评述与展望

  党的十九大以来, 学界“美好生活”研究硕果累累, 在多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今后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但由于时间较短, 部分文献存在不足, 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改进。

  (一) 研究成果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美好生活”, 取得丰厚的成果。第一, 学者们采用跨学科的视野, 为“美好生活”提供思想支撑和现实关照。第二, 学界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 认为“美好生活”是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与生态和谐的社会。“美好生活”内涵的界定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具有一致性。第三, 学界从“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价值追求和实现这些角度入手, 认为人民性、发展性、客观性和多样性是“美好生活”的主要特点。第四, 学者们认为实现“美好生活”需要多方协调, 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需要形成政府主导,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的实践格局。

  (二) 研究不足

  由于“美好生活”提出的时间较短, 理论研究刚起步, 部分学者的研究有待完善。

  首先, 基本内涵界定不清晰, 部分研究将“美好生活”与幸福生活的概念混淆。“幸福生活”具有主体性, 是个人的获得感和体验感的彰显。“美好生活”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 不仅是人们精神上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也是客观现实中需求的满足。“美好生活”的内涵包含个人的幸福感受, 也包含为了实现个人幸福所需要的社会性条件, 内涵较之“幸福生活”更为宽广。有学者论述“美好生活”的内涵时, 只从个人层面论证, 抛开社会和国家层面, 将“美好生活”狭隘化。

  其次, 研究视野相对狭窄。学界主要站在国家和社会角度探寻“美好生活”实现的路径, 较少从个人与企业的角度找寻“美好生活”实现的路径。“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 也是人民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动力,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民向往的凝练, 其实现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同时,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各行业企业做大做强的指南, 各行业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促进“美好生活”的实现。“美好生活”实现途径的研究有待拓宽与深化。

  最后, “美好生活”的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有待加强。有学者试图建立“美好生活”的量化指标, 如潘建成认为可以从经济生活、就业状况、文化教育、民族法治环境、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社会文明和经济安全这几方面建立关联系指标。[47]杨延圣以经济信心、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文化丰富和政治善治为二级指标, 建立十五个三级指标, 提出未来“美好生活”衡量指标的构建, 除包含个体的主观心理感受外还应当包含个体的心理预期评估。[48]学者们尝试建立衡量美好生活指标, 但部分研究没有具体量化指标, 没有针对指标具体内容进行学理性考察, 使部分指标缺乏现实实践操作性和理论支撑。

  (三) 研究展望

  针对上述“美好生活”研究的不足, 今后“美好生活”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化。

  第一, 充实“美好生活”内涵, 科学定义“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既包含个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也包含社会为满足个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的条件, 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学者们可以依托“美好生活”与幸福生活的区别, 从个人层面的主观感受, 社会层面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生态和谐, 国家层面的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等多个层面探寻“美好生活”的内涵与本质。

  第二, 拓宽研究领域, 跨学科研究“美好生活”。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集中体现了人民日益增长的高水平需求。因此, 学者们可以采用跨学科的视野和中观的研究维度, 针对具体的行业领域, 进行“美好生活”研究, 将具体行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同时, “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学者们可以从个人实践和公民参与的角度, 采用微观的研究维度, 拓宽“美好生活”的研究领域。

  第三, 加强“美好生活”量化研究, 构建“美好生活”衡量体系。

  2018年3月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发布数据, 2017-2018年度“中国美好生活指数”为102.44。[49]调查认为住房条件, 收入水平, 家庭和谐, 人际交往等13个方面影响人们的美好生活。据此, 调查以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为一级指标, 细化38个二级指标, 面向全国10万家庭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虽然已有官方衡量“美好生活”的指标, 但未阐述指标设立的合理依据, 也未指出“美好生活”的最终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因此, 学者们可以根据现有的监测指标, 制定详细的测量量表, 也可以细化“美好生活”的阶段性目标, 为制定合理科学的阶段性措施提供学理支撑。

  “美好生活”不仅是党中央提出的重要论断, 也是指导我们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美好生活”的研究刚刚起步, 相信在学者们共同的努力下之后对“美好生活”的研究成果将越来越多, 并逐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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